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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張鈞凱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
生）
處於東亞樞紐的台灣地區，自解嚴之後在政治制度上採行西方的代議式民主與多黨競爭選舉，行之多年，而且親歷了屬於自身脈絡特有的問題與矛盾，對於何為「民主」、如何實踐「民主」應有更超越的宏觀視野。新世紀以降，台灣經
歷了兩次政黨輪替，西方國家讚揚台灣的民
主成就，而台灣民眾則自豪於民主發展在中國大陸之上，但實際面臨的卻是民主制度之下，政治、經濟與社會各領域的運作困境，更多的民主、更多的選舉，顯然已非萬靈解藥。
林書揚先生以其學識、素養與行動，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實踐者，以及社會主義統一派重要的領導者與理論家。早在民進黨執政初期，林書揚於2000年擔任勞動人權協會會長，自2002年糾集包含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、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、台灣反帝學生組織、《勞動前線》雜誌社與勞動黨社運部等相關運動團體，成立「新民主論壇」（New Democratic Movement Forum），歷經6年的時間，至2008年年底共舉辦28次的研討會或討論會。在自由主義式民主的發展走入困局之際，林書揚及其號召成立的「新民主論壇」或許能提供更多思考上的刺激與啟發。
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
林書揚在2002年完成的〈為什麼搞「新民主論壇」〉一文，形式上可視為新民主論壇成立前的宣言或是緣由，但實質上是
林書揚有體系產闡述他對當代民主體制的理解與批判的關鍵文獻。
（一）相應於西方社會歷史條件的民主形式：西方當代民主的出現，根源於西方社會的歷史條件。林書揚指出，17、18世紀產業革命後總人口的增加，市民階級的人口大幅超越了少數掌握特權的貴族人口。為了向封建統治者奪取政治權力，以掌有經濟實力的資產階級為主導，聯合其他小資產階級、無產階級等形成多數派，發動市民革命進行政治權力鬥爭。這場實質上是資產階級革命的「民主」革命，最終導致原來掌有政治經濟權力的貴族階級瓦解，資產階級形成新的支配者，而原來與資產階級合作的農民與工人卻仍然維持了被支配者的地位。
做為反對封建統治革命的產物，同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，西方的民主實質上即資產階級式的民主，因為「集體中的個體必定有先天、後天的不同優劣條件，因而在其參與權、決定權方面不可能完全一律」。運作上必然出現林書揚所指出的困境：「在政治範圍內導致於制度的，或者運作型態方面的結構性不平等，造成了形式民主中的實質的反民主，或程序民主中的實質歧視時，意味著名目權利下的無權狀態的存在，將不僅導致內部體制的不穩或衝突，也使得集體的發展嚴重受阻」，最終導致一般的勤勞大眾，形成「政治上受統御，經濟上受剝削的階級階層的混合體」。西方資產階級式民主，不只鞏固原有結構的落差與歧視，也阻礙了多數人民的實質參與，當然也就會激化社會內部的矛盾。
（二）民主成為壓抑機制：西方民主內部的資產階級鬥爭的本質，再加上資本主義運作邏輯，隨著歷史的發展，特別是美國在戰後成為「單極超霸」的國家，「民主」成為其表面的裝飾物，真正的目的是以民主做為一種「壓抑機制」，達到干預、介入與操縱其他國家的結果。林書揚指出，民主被帝國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政權貼上「普世價值」等「絕對善」的標籤加以利用，但表現而出的卻是反民主的「強權即公理」的「逆流」，民主遭到誤用、惡用與濫用。林書揚深刻
且尖銳地體認到，西方形式民主與資本主義、帝國主義者之間所存在的緊密關係，尤其是戰後共同在台灣社會與兩岸關係間發生作用，從而急迫地主張「民主的批判運動此刻應該進入時代意識的中心位置」。
（三）台灣民主
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：台灣的民主體
制，基本上移植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，因此台灣的民主發展過程，不只承襲了西方形式民主的各種流弊與困境，與此同時又基於台灣的政治條件，表現出台灣民主改革運動及其產物的特殊性。林書揚明確地指出，台灣民主改革的背景，就是以本地新興資產階級為主體，挑戰國民黨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及其表現而出的威權統治。台灣統治階級的結構變化，僅止於不同的資產階級之間的更迭，從而壓縮了實質民主的發展空間。另一方面，隨著本地新興資產階級的掌權，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還表現在勞資問題與兩岸問題，使得原有的形式民主更顯得岌岌可危。實際承擔社會生產責任以及社會矛盾惡果的勤勞大眾，反而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必然帶來的困境與限制，只能在選舉期間被動員投票，手中握有「不少名目權利，卻只有貧乏的實質權利」。
1991年林書揚（右一）和
陳映真走在五一遊行隊伍中。（攝影：李文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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